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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认为，国家经济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即生产要素导向阶段、投资导向阶段、创新导向阶段和富裕导向阶段。自中国封建社会结束以来，我国经济相继经历生产要素导向、投资导向两个发展阶段，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我国已经进入科技创新发展阶段。这一发展进程与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不期而遇，交织进行，机遇与挑战并存。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实现“富起来”
中国自封建社会结束以来，经济发展呈现30-40年周期性规律变化。从年开始，我国经过3个周期发展，相继完成轻工业、重工业和制造业的布局和积累，中国跃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发展周期，
轻工业崛起
该周期从年持续到年（37年）。年清王朝灭亡到年张学良改旗易帜这段时期，北洋政府出台了系列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法令，民族资本获得发展，尤其是在-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
据统计，从年到年，中国现代工业企业从家增长到家，资本总额从万元增长到万元。中国现代工业在-年间的平均年增长率为13.8%，面粉、卷烟等轻工业年增长率超过了20%。年-年国民政府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经过两个转折。-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而中国受到的波及较小。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同时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和抵制洋货运动都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我国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十年”。
-年，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民族工业遭到严重摧残，官僚资本进行经济垄断。总体来看，这段时期在民族资本和官僚资本推动下，我国轻工业获得较快发展。
计划经济驱动发展期，重工业完成布局
该周期从年持续到年（2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处于经济困难、资源短缺、生产力落后、产业结构畸形的内部环境。以当时的国民经济状况为例，当时我国拥有5亿左右人口的中国，国民收入只有亿元，每人、每月平均国民收入只有6元，刨除用于国民生存及其他必要开支，能够用于经济建设的钱就剩下每人0.03元。
我国还面临国外全面经济技术封锁的外部环境。年11月，美国纠集14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巴黎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开始对中国实施封锁和禁运。年2月，美国要求禁运战略物资到中国。3月，美国宣布“战略物资管制办法”，共有多种重要物资被管制，美国还要求所有接受马歇尔计划供应的国家禁运战略物资至中国。年5月，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对中国实行“禁运”的提案，参加“禁运”的国家达36个。同时在“巴统”内专设了“中国委员会”加强对中国禁运物资的管制。
在内忧外困的背景下，我国借鉴苏联模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创造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逐渐形成了自上而下、条块结合的完整的中央经济决策体系，以国家名义集中全国财力、物力、人力等各类资源要素，统一进行重大项目安排和资源分配，集中攻关，实现既定计划的突破，顺应了当时我国国情和形势，取得了巨大成就。搭建起门类齐全、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总产值增长38倍，重工业总产值增长90倍，工业产量以年均13.5%的增速高速发展，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从30%增加到72%，为国民经济长远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市场经济驱动发展期，全面现代化、
制造业崛起
该周期从年持续到年前后（38年）。面对全球化进程加速和第三次科技革命在全球范围内扩散，以及国内经济发展新的要求，年我国实施改革开放国策。充分把握人口红利、投资红利和科技革命红利机遇，GDP实现年均9.8%的高速增长，人均GDP从美元跨越式增长到美元（-）。
人口红利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人口抚养比开始下降，人口红利逐渐形成。年-年，我国15-64岁劳动力人口规模从5.7亿增加到10.04亿，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推动我国经济呈现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率贡献高达4.57%。
投资红利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报告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快速增长。年至年全社会投资累计完成万亿，年均增长20.2%。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率贡献平均高达4%左右。
消化、吸收科技革命红利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我国通过复制苏联模式，消化和吸收一、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成果，搭建起完善的工业体系，奠定了中国参与和追赶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基础。面临第三次科技革命机遇，我国在自力更生攻关核心技术的同时，把握全球化发展趋势下发达国家产业转移机遇，承接全球产业转移，引进、消化和吸收了第三次科技革命成果。这段时期我国产业规模和体量不断壮大，农业、工业、服务业三大产业规模持续扩张，制造业表现亮眼。产业技术水平快速提升，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加大对科技和人力资本的投入等措施，较快地提升了产业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逐步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我国在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超级计算、北斗导航、量子通信等高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在高铁、4G移动通讯、核电、特高压输变电等领域与发达国家处于并跑甚至领跑地位。
中国经济“强起来”要靠科技创新驱动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我国经济由投资导向阶段向创新导向阶段转变不期而遇，投资导向发展模式已经适应不了我国经济新的发展需求，需要培育技术创新支撑我国经济可持续进步，推动我国步入创新导向阶段，实现经济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
当前阶段我国经济增长乏力的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主要是遵循的“边际收益递减”模型，即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决定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要素包括劳动力、固定资产投入和技术水平：
其中，At是综合技术水平，L是投入的劳动力（单位是万人或人），K是投入的资本，α是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β是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其中α和β有以下几种组合情况：
①α+β1，规模报酬递增，表明按照现有技术，靠人口红利支持和投资驱动可以带动经济快速增长。
②α+β1，规模报酬递减，表明按照现有技术，靠人口红利支持和投资驱动带来的边际效益逐渐递减，甚至得不偿失。
③α+β=1，规模报酬不变，表明生产效率并不会随着人口的投入和投资的驱动而增长，只有提高技术水平，才会提高经济效益。
根据道格拉斯模型最终得出结论：依靠人口红利和投资对于经济的拉动是非常有限的，最终会导致边际收益递减。
边际收益递减经济发展模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正是依靠人口红利、投资红利等要素的驱动，在经济非常落后的阶段，固定资产的投资、劳动力人口的增加能够在短时间内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达到一定体量时，人口红利、投资等要素投入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低，导致我国产业升级乏力、增长率逐年降低，面临巨大的发展压力。
投资驱动为例，年至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持续增加，从年的24万亿增长到年63.56万亿元，但固定资产投资对于GDP增长的贡献比例从年7.1%下降至年的2.2%，呈边际收益递减态势。同时，固定资产投入的增加，也没有驱动我国经济增长率的相应提升，从自年以来我国GDP增长率逐年递减，从年的10.64%降至年的6.6%。
技术驱动能够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
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提出经济增长“索洛模型”，论证了技术进步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作用:
根据索洛模型，索洛在经济增长中引入了“技术进步乘数”，认为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源泉，并且经济产出与技术进步的平方成正比，技术进步能够推动经济呈指数性增长。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处于经济长波周期的下行阶段和动能转换的换挡期，中国也不例外。科技创新是引领经济增长周期的核心动力，越是在经济增长低迷或波动时期越是要坚持创新。解决周期下行阶段凸显的各类矛盾，确保下行阶段平稳发展，需要在大力发展新兴产业的同时，重点鼓励扩散类技术创新，帮助传统部门加快改造，加速新旧动能转化，走向创新驱动发展。
经济收益递增发展模型
索洛模型同样也适用于解释技术创新与模式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技术创新在起步阶段的前5到10年，投入和回报率成反比，甚至还要经历亏损，十分耕耘一分收获。在技术的研发和成长期，科技回报的增长是低于线性增长的，然而一旦过了拐点就是指数型增长，并能够迅速成为支撑经济的支柱。而依靠投资驱动的模式创新则相反，其增长会出现边际递减现象，对经济支撑作用越来越弱。
技术创新与模式创新增长模型
我国需要向创新导向阶段迈进
根据波特国家经济发展四阶段理论，国家经济将按照生产要素导向、投资导向、创新导向和富裕导向四个阶段发展，随着每一阶段发展动力的转变，该国经济竞争力将随之提升。
我国经济发展正在进入创新导向阶段。我国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矛盾突显，原有发展优势逐渐消失，需要向新的发展阶段迈进。创新导向成为我国下一个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科技创新将作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驱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顺利实现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的转变。
波特发展理论模型下的我国经济发展路径
中国开启创新驱动新时代
基于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把握，我国准确识别自身发展挑战，顺应时代提出了应对措施。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我国进入创新驱动发展期（-，38年）。
党的十九大结合理论和实践，调整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提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决策，制定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核心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激发全民族创新精神，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创新成为我国新时期国家发展的核心。
创新红利时代重要任务之一是要将逐渐消失的人口红利向创新红利转变，通过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释放我国万科技人力资源的创新红利，支撑科技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创新驱动发展方面实施了全面、系统的战略布局。从创新驱动发展国家战略顶层设计，到总体战略布局，再到总体切入和实施举措，旨在全面破除限制创新驱动发展的体制机制、培育创新主体、完善创新要素，并通过持续的政策出台，保障国家战略实施、落地，最终实现创新型国家建设目标，培育我国新时期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我国围绕创新驱动的总体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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