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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驾马车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已成为社会各界分析和理解宏观经济的基本工具，既然是“马车”，很多人很自然地将其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其实，“三驾马车”只是以支出法核算的GDP三大组成部分，主要反映了经济发展的结果，而非经济发展的原因，更非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一）“三驾马车”是什么
首先，“三驾马车”只是GDP的三大组成部分。GDP是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所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反映的是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增加值的总额。GDP核算有生产法或部门法、收入法和支出法三种方法。生产法核算公式：GDP＝总产出－中间投入。收入法核算公式：GDP＝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或GDP＝工资＋利息＋利润＋租金＋间接税和企业转移支付＋折旧。支出法核算公式：GDP＝居民消费＋企业投资＋政府购买＋净出口，或GDP＝最终消费支出（含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含政府投资）＋货物与服务净出口，即等于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之和。
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为“三驾马车”提供了理论支持
其次，“三驾马车”只是影响GDP的需求侧因素。准确地说，消费、投资和出口应是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经济发展确实离不开需求，价格就是由需求和供给共同决定的。没有需求，商品供给就会过剩；同时需求减少，价格就会下降，商品供给就会减少。但同时也要认识到，需求离不开商品供给，特别是离不开供给侧因素（指所有支撑商品供给的制度、生产要素和结构变化因素）。因为需求依赖于需求者的购买力，购买力依赖于就业、收入和保障水平等，就业、收入和保障水平的提高依赖于商品供给者（企业、农民和个体户等）的供给能力或市场竞争力。供给能力的提高可以创造出巨大的新需求，如各种新型手机等新兴商品的需求。“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在各种新产品中可以得到很好的验证。
最后，“三驾马车”只是影响GDP的短期因素。“三驾马车”在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凯恩斯理论主要分析短期宏观经济波动。凯恩斯也说了，“从长期看，我们都已经死了”（Inthelongrun，wearealldead），所以他不太关心长期问题。事实上，拉动“三驾马车”的凯恩斯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投资政策等）也都是从短期考虑的，即主要解决短期的就业创造、GDP增长等问题。
（二）“三驾马车”不是什么
第一，“三驾马车”不是经济发展的根源动力。“三驾马车”主要是结果，而非原因：消费是生产的结果，生产带来个人收入，个人收入形成消费；需求意义上的投资也是生产的结果，生产带来企业收入，企业收入变成投资；出口也是由企业生产的产品外销形成的。有了好的就业、收入和保障后，消费无须多虑；有了较高的利润、产权保障和投资机会后，企业投资自会进行；只要产品有竞争力，出口就不难。经济发展的根源动力一定来自于企业等经济主体的积极行为及影响行为的制度和技术等因素。只有将制度理顺和技术进步后，各经济主体自会积极行为，竞争力自会提升，收入、利润等自会相应增加，“三驾马车”也会自动前行。也就是说，“三驾马车”不是经济发展的根源动力，好的制度、人的积极行为和技术进步等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源动力。
好的制度、人的积极行为和技术进步等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源动力
第二，“三驾马车”不是经济发展的中长期动力。“三驾马车”虽然可以通过宏观政策刺激带来短期的经济增长，但只要宏观经济政策一紧缩，经济增长就不可持续。而且，由于“三驾马车”容易产生副作用和后遗症，在短期增长后需要消化这些副作用和后遗症，也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可持续的中长期动力只能来自于效率的提高，而效率的提高只能靠制度变革、要素升级（如技术进步）和结构优化（如产业转型升级）等。
第三，“三驾马车”不是经济发展的独立动力。“三驾马车”要发挥作用，必须依赖于宏观经济政策。比如，消费的扩大依赖于消费税收、消费信贷、家电下乡等政策，投资的增加依赖于货币政策、信贷政策和投资政策，出口的提升依赖于出口退税等政策。事实上，各国在经济危机或经济下行时期，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等来拉动经济增长。如果没有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三驾马车”就动不起来。
（三）过分依赖“三驾马车”有许多副作用和后遗症
由于依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等供给侧“三大发动机”来拉动经济增长短期难以见效，并且主要依靠发挥市场的作用，而“三驾马车”则可立竿见影，并且政府大有可为，所以政府常常将本来是非常时期的刺激政策当作常规政策来用，而且会形成很大的依赖，以致欲罢不能。
但是，过分依赖“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会带来如下很多副作用和后遗症。
一是强化了GDP导向。“三驾马车”本来就是GDP的三大组成部分，拉动“三驾马车”的政策无疑都是冲着增加GDP去的。而社会需求是多元的，且GDP不能反映资源环境代价、社会公平和幸福指数等，因而过分依赖“三驾马车”会使政府和社会掉入“GDP增长至上”的陷阱。
二是固化了政府主导经济体制。经济发展的主体应是企业和创业者，政府主要为其提供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但由于“三驾马车”发挥作用对政府政策有很大的依赖，如果过分依赖“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则必然固化政府主导经济的体制，不利于转变政府职能，不利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三是增加了资源环境压力。过分依赖“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必然会刺激消费、增加投资、扩大出口，必然会主要依靠大规模消耗资源、能源，而非主要依靠提高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这会带来巨大的资源短缺、环境破坏压力。
依靠大规模消耗资源、能源实现经济增长会带来巨大的环境压力
四是容易形成经济泡沫。过分依赖“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就会采取超发货币、放松信贷、影子银行、发行债券和增加投资等手段来推进经济增长，就会对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造城运动”和开发区建设等情有独钟，最后形成经济泡沫。
总之，我们不能否认，“三驾马车”是经济发展需求侧的短期动力，是经济危机和经济过度下行时期的重要政策选择，但一定要认清它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中长期动力，过度依赖它会有很多副作用和后遗症。正确的选择应是：让其在经济危机和经济过度下行的特殊时期发挥应有的应急作用和抚平经济波动的作用，一旦经济进入正常轨道就要及时摆脱对它的依赖，转向主要依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主要依靠企业和市场的作用，来实现持续、健康的经济发展。
二、“三大发动机”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一）用“三大发动机”取代“三驾马车”
长期以来，很多人根据宏观经济学特别是凯恩斯理论的基本原理，将出口、投资和消费“三驾马车”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反复在增加出口和扩大内需上做文章。其实，“三驾马车”只是GDP的三大组成部分，只是应对宏观经济波动的需求侧短期动力，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三大发动机”是近年来我根据自己提出的人本发展理论（或“五人理论”，即满足人、依靠人、制度引导人、资源装备人和分工安置人），对经济发展动力的新概括。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与新一届中央领导强调的释放改革红利、推进结构调整和强化创新驱动（简言之，改革、转型和创新）是基本吻合的。
制度变革即制度改革，这里的制度包括法律法规、标准规则、政府等组织、市场机制、宏观政策等有形制度、文化制度等无形制度及其各种制度的实施机制。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优化（新型工业化、产业转型升级等）、区域结构优化（新型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消费结构优化（消费结构升级）、国际化等。要素升级包括技术进步、知识增长、人力资本提升和信息化等。要素升级与要素投入有区别，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投入只是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要素升级则是技术、人力资本等要素的质的提升。
“三大发动机”指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
（二）“三大发动机”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首先，制度变革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经济发展依赖于企业、创业者、劳动力和地方政府等各个主体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各个主体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依赖于好的制度设计，好的制度表现为权责清晰、责权利对称、实施机制明确、各方共识度高的制度。长期来看，制度是各方反复博弈的结果，好的制度不会自动形成，需要通过社会主导群体良性博弈形成，特别是通过发挥执政者的长期理性和民众的首创精神形成。
制度变革或制度改革可以通过四个方面释放红利或促进经济发展：一是通过调动各个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释放红利；二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释放红利；三是通过促进要素升级如技术进步释放红利；四是通过改善或提升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预期释放红利。
其次，结构优化是经济发展的过程性动力。所谓过程性动力，相当于经济发展的“随行加油器”，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赋予发展动力。结构优化的实质是分工深化，分工深化是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源泉。对此，亚当·斯密已有充分论证，简单来说就是发展取决于效率的提高，效率的提高取决于分工的深化，分工的深化取决于好的制度安排。在斯密看来，好的制度安排就是“看不见的手”，在我们现在看来，好的制度是“看不见的手”（市场）和“看得见的手”（政府）两只手的有效配合，即一方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结构优化如何带来经济发展呢？我们来看看工业化、城镇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等结构优化的表现。从分工角度看，工业化和产业转型升级就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不断从较低效率农业部门向较高效率工业部门转移、从较低效率工业部门向较高效率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其结果是国民经济效率的提高；城镇化就是人口和生产要素不断从较低效率农村向较高效率城镇转移、从较低效率城镇向较高效率城镇转移的过程，其结果也是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区域经济一体化就是区域内不同地区分工协作的深化，进而共同提高效率、实现共同发展。
最后，要素升级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劳动力、资金、技术和资源等生产要素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手段。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要素从两个层面起作用：一个层面是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带来经济发展，如大规模增加劳动力和资金投入带来经济发展；另一个层面是要素升级（或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或档次）带来经济发展。要素升级比较典型的表现是前面已提到的技术进步、提升人力资本和信息化等。技术进步和信息化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各种成本，另一方面可以显著提高附加值，促进经济发展。
我们只要想想互联网技术是如何极大地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等、如何显著地增加各种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就可以感受到技术进步和信息化的威力。人力资本既包括一般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也包括企业家才能。人力资本的提升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和企业家综合能力的提高上，能力的提高无疑会带来生产率的提高，促进经济发展。
互联网化是要素升级不可回避的道路
（三）制度变革是根源性发动机
上面分别对“三大发动机”为何是经济发展根本动力进行了简要分析，这还不够，还需要从整体上进行分析。从最简化的生产函数关系式Q=f（L、K）中，我们也能看到“三大发动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生产函数关系式左边是产量Q或GDP，相当于衡量经济发展的核心指标，右边是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从表面看，在这个关系式中找不到“三驾马车”的影子，但仔细一想就会发现，产量中不能被劳动和资本投入解释的部分就是全要素生产率，隐含在f中，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基本途径就是“三大发动机”。而且要素投入也受“三大发动机”的制约，如资本既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也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作为结果必受制度变革、技术进步等的影响。
这里必须特别强调的是，“三大发动机”并非完全并行的，其中制度变革是根源性发动机，因为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两大发动机都要受其制约和影响。比如没有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市场准入制度等，技术进步和信息化就难以取得进展。因此，发动“三大发动机”的关键是抓住制度变革这个“牛鼻子”，纲举则目张。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向新常态过渡的关键时期，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是向新常态过渡的关键，如何找准新动力又是寻找新动力的关键。找准新动力不能想当然地拍脑袋，或仅根据经验进行判断，还要将找新动力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分析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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