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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元理论第十五章经济本源主

来源:经济发展理论 时间:2021/12/13

原作者:高坚

原标题:第十五章经济本源主义和经济简约主义(四)

15.4.从经济本源主义看国家起源

15.4.1.政治是降低外部的内生交易成本的手段

国家是经济得以生存的制度框架的硬件。经济本源主义把国家看成是经济和政治互动的结果。经济学元理论把博弈及与其相关的信息成本看作是内生交易成本,用以区分用于运输物流成本等外生交易成本;而把支付给博弈规则制订者的成本看作外部的内生交易成本。因此,在经济元理论看来,国家的出现是经济的需要,是降低交易成本的需要。这样,马克思关于经济决定政治的论点就得到了验证。但是当政治出现时,最初并没有韦伯所说的经济领域(economicsphere)。这里所说的经济还是原始部落中习俗经济和指令经济的,并不是韦伯说的资本主义经济。如果把政治理解为权力,很多组织成社会群体的动物都存在着它们的“政治”。例如狮群中,雄狮就代表政治统治者,它的权力是由力量决定的,而每天的猎杀就是经济。得到食物可以猎杀,也可以盗取,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在动物世界中也普遍存在。

总之,我们需要重新理解资本主义在欧洲出现的历史路径。按照原来的理解,欧洲经历了一个黑暗的中世纪,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在整个中世纪期间,欧洲的经济没有进步。其实欧洲在中世纪有很多文化、艺术和制度进步,这些进步是资本主义出现的前提。这里所说的制度主要是诺斯所说的非正式制度,也是经济学元理论所说的无形制度,包括潜移默化的社会秩序和组织形式的演化。比如,商业向农业和工业的渗透,货币、银行和金融体系的形成,都发生在中世纪,同时意大利北部的热那亚是商业和贸易最早开始发展的地方。12世纪西亚那和威尼斯中世纪出现了最早的银行;罗马法和随后法学理论的发展(年博洛尼亚大学的建立和对于法学理论的研究),是合同法和公司法发展的基础;早期的都会组织、公司组织和商会组织;威尼斯武器仓库中的复式记账方法(解决组织的会记记账问题)。北欧宗教改革和新教的出现,英国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私有制的出现,法国和英国的启蒙主义,荷兰资本主义萌芽和花卉的拍卖方式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前奏。工业革命是贸易中心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不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

15.4.2.国家是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制度框架

权力是交换和博弈的手段,权力代表利益,围绕权力的斗争就是政治,国家的出现是为了平衡不同的利益群体。恩格斯认为国家是阶级之间利益不可调和的产物。从国家出现以后,国家制度经历了渐进式演化和革命性变革的过程。其中有两个重要内容:解决代表性、制约性和服务性的问题。演化和革命都是由代表性引发的,民主是用来解决代表性的问题。从早期专制到现代民主,大都经历了革命化的过程。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制度演变是两个不同的模式,但都用民主制度替代了封建君主制度,通过制度来解决了代表性的问题。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是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制度来解决代表性的问题,因而希望更替开明的君主来解决这一问题。这也证明了通过开明君主即政治家的思想理念来解决代表性的问题是不成功的。波普尔在他的政治哲学中指出,民主制度不能解决哪个政治家最适合领导国家,但是民主制度可以在政治家不合适的时候通过制度替换他。

解决代表性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权力的制约问题。启蒙主义的三权分立思想,成为权力互相制约的理论基础。这也是国家功能的分立,司法、立法和行政。

国家的功能也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早期主要是政治功能,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形成,国家承担很多经济职能。行政职能从法规、规章到财政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等。

国家如果缺少民主和制约制度,国家权力就会无限膨胀,社会资源无偿占有,税收就会无限增加。非民主的国家也会发生权力更替,但是通过暴力革命实现的。选择明君是古代中国走不出来的梦魇,美国由于有了先进的制度,公众对于政治家甚至总统的个人品质甚至都不介意了。例如民众对于当年的克林顿和现在的特朗普并不以个人品质为评价标准,而是以政绩为标准。

代表性和制约性是相辅相成的。古代共和制度解决了代表性问题,但是没有解决制约性问题,军团首领可以推翻长老院,后来直到三权分立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国家的行政职能因国家而有所不同,也因时代而有差别。但是大多数经济成功的国家都是小政府。小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小,而留给市场的空间大。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外交、国防和财政。其他部门则与货币当局、金融管理、环境保护、移民局等有关。中国是大政府,而且政府参与经济活动较多,这也可以从部门的数量看出来。部一级的单位在中国有个左右,而大多数国家只有20个左右。

15.4.3.国家起源的历史演化及其“四个市场”逻辑的统一

根据“四个市场”的理论,一级政治市场反映了国家功能的代表性;二级政治市场反映了国家功能的制约性;一级经济市场反映了国家功能的服务性;二级经济市场诉求的变化影响一级政治市场代表内容的变化。这一过程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然上层建筑还包括意识形态等内容,和国家外延并不等同。

以上说明,从历史上看,人类社会逐渐解决了代表性、制约性和服务性的问题,大大降低了社会交易成本。早期希腊城邦民主共和制度的衰亡,是因为它不支持强大的国家;而早期罗马共和制度没有坚持下来,是因为二级政治市场中没有稳定的制约制度,因而被罗马帝国所取代。当时罗马军团的首领掌握军队,因而可以控制长老院,这使共和制度名存实亡。后来罗马帝国康斯坦丁大帝承认基督教,目的是取得永恒的代表性,这就是“君权神授”。启蒙主义的“三权分立”的思想,为现代国家治理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其贡献是解决了国家的制约性问题。在中世纪的欧洲,就存在着司法和行政权力,当时政府的徽章中都有天平和长剑以及狮子和老鹰。天平代表公正,长剑代表行政或执行权力;狮子或老鹰代表权力,也是立法的代表。但是这些制度要素在当时并不是互相制约的,因为中世纪甚至在近代都认为这些要素来自神或上帝。文艺复兴和启蒙主义后,承认这些要素来自人本身,为“三权分立“的思想奠定了基础。

“三权分立”是通过功能来进行制约,这和以前的制约方式有本质的不同。在中世纪西方建立民主制度以前,封建贵族是参与政治的,贵族的利益和皇权利益的对立,以及贵族利益之间的对立,形成了对于皇权的制约。在中世纪,实际上存在着早期形式的二级政治市场,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贵族并不参与政治,这是不准确的(见“蕃屏”)。这说明,中世纪的贵族制约和三权分立的制约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西方正是建立了稳定的二级政治市场,即政治家之间的市场,特别是建立了这个市场的规则时,即宪法,政治市场才从根本上解决了代表性和制约性的问题,因而形成了稳定的社会政治体制。

“四个市场”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从逻辑上说,一级政治市场决定二级政治市场;二级政治市场决定一级经济市场;一级经济市场决定二级经济市场;二级经济市场决定一级政治市场。以上说明,国家制度的历史发展也是按照同样的顺序实现的,因而历史和逻辑是统一的。

从本源主义来看国家,国家就是要解决代表性、制约性和服务性这三个问题。这三者是互相联系的,不解决代表性和制约性,就不可能解决服务性的问题。

15.4.4.“国家公司”的概念

国家也可以看作一个以法律为基础建立的盈利公司,可以称为“国家公司”。董事长就是议长,总经理或CEO就是政府首脑。而议员就是董事,全体人民就是股东,议会相当于股东大会,公司的章程就是宪法。国家的目标是管理国家,为公众服务。管理和服务国家需要雇用的工作人员就是公务员,服务的报酬就是民众缴纳的税收用于公务员的部分。国家的首席财务官是财政部长,财政有盈余就是国家公司管理公司的盈利,这可以理解为国家管理和服务职能发挥得好,经济增长,股东的利益得到保证,从而财政支出增加,股东的社会福利增加。税收是用来购买国家公司的服务的,而增加的税收可以看作是股东即公众给予国家公司的奖励。作为经济实体,国家借的内债就是向股东募资,而发行货币就是增发股票,并稀释原有股票。如果发行股票的数额可以通过经济增长(GDP的增长)带来税收的增加,则国家的分红增加,即社会福利增加,股东(公众)感到满意。但是如果国家公司自身或管理公司的成本高,即财政支出中人员费用过大,则用于社会福利部分过少,股东(公众)就不会满意。因此,财政支出中,一部分是公司成本的增加,即人员费用的增加;另一部分则是社会福利的增加,如教育、文化、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属于国家对于股东的分红。税收中也有公民的保护费,而国际支出所形成的国防实力就是对股民财产的保护。

国家在一定时期入不敷出,可以举借外债,这是国家公司的真正债务。国家的内债只相当于国家公司向现有股东增发的股票,而国家发行的货币相当于向新股东发行的股票,这会稀释原有股东。如果股票作为投资产生的效益好,即经济增长速度高,则国家有能力偿还其债务。从这个意义上说,财政赤字等于增发股票,因为无论发行内债还是发行货币弥补赤字都相当于向股民增发股票。

在西方,政党相当于管理团队;大选相当于股东选择董事长和总经理。选择的标准就是管理团队管理国家公司的能力,而能力体现的标准就是“高效益和低成本”。高效益就是提供的分红多,即社会保障好,而低成本就是财政用较少的税收创造更多的社会福利。和经济公司不同,国家公司的效率和全体股民利益有关,但是国家公司由不同的股民群体所选举产生,它可以偏向不同的股民群体。与此不同,经济公司的做法则是同股同权。

国家公司的股权可以分为普通股和优先股,他们承担的风险不同,回报也不同。优先股按年分红,通常属于需要稳定收入的低收入群体,而普通股由精英承担,关键时刻要承担一定风险,同时他们的利益也会得到保障,比如给他们一些较高的管理职位等。在西方,贵族持有的是普通股,对国家要承担责任,因此战争中贵族要当兵上前线。

国家公司有一般公众的社会福利目标,如经济增长、基础设施改善,这些公共品有外部性,每个股东都可以享受。但是国家公司的管理人即执政党也有其代表群体的目标,因为他们并不拿国家公司的报酬(税收),而是拿党员的党费,即管理公司股东(党员)的股权投资的扣除部分。和经济公司同样,国家公司和其管理公司可以有不同的股东。

如果国家公司的治理发生问题,国家公司的管理公司可以侵吞公司股东的财产,表现为政府发生贪污腐败的行为。如果一级政治市场的代表性和二级政治市场的制约性没有解决,或者说如果一级和二级政治市场是垄断的,不是竞争的,管理公司就不能很好地代表股东的利益,就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股东即公众与管理公司即政党的关系属于委托代理关系,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也就是说国家管理公司的管理和服务对于股东来说是信息不对称的。即使在现代发达的民主国家中,信息不对称出现的委托代理关系问题也是国家治理中不可避免的问题。

在西方,国家管理公司即政党通常都代表富有阶级,因为富人有钱资助政党选举。当然,穷人也有在选举中的数量优势。政党常常会通过政府采购、补贴等方式给一部分群体即股东好处。而国家常常通过发行货币,即增发股票,稀释原有股东的股票,来保障企业的利益而牺牲消费者的利益。这种情况表现为通货膨胀。通过增发股票稀释原有股东的股票,公众即广大股东通常不容易感觉到。汇率也可以起到再分配的作用,本国货币贬值,对本国出口商有利,而对进口商和消费者不利。财政支出的结构,个人所得税等,都有二次分配的作用。因此,国家公司可以把国家财富这张饼做大,也可以通过切饼来平衡不同的利益或者实现自己所代表的利益。

因此,国家机制和公司机制具有类似的特点,国家治理和公司治理也有类似的特点。从本源上看,国家是政治市场专业化和市场规则演化的结果。演化所带来的制度进步使国家的代表性、制约性和服务性体现得更好。制度进步的目标是实现国家公司的治理效果最优和国家公司的服务效率最优。但是由于委托代理造成的信息不对称,使任何国家公司都只能实现次优,而不是最优。

以上说明,各种制度,如经济制度、金融制度、公司制度和国家制度都是为了降低各种交易成本而演化出来的。制度是在一定技术条件下,社会借以降低交易成本的形式。如果制度不是降低交易成本,而是增加交易成本,那就违背了经济本源主义的原则。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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