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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SR儒学社会学与理论本土

来源:经济发展理论 时间:2021/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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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专题的第一篇推送的第二部分中,我整理了谢宇、翟学伟和周晓虹教授关于本土化争论的三篇文章,但不是太认真,因为之前看到知乎有相关的问题,很早前就想讨论讨论了,想着谈到这个问题再认真看看吧。前一阵一直没时间去看这几篇论文,正好今天整理完顺手答了下,也放在这个专题下面吧。下面是知乎回答的原文:

先从三位教授的文章摘出比较能概括各自基本立场的内容:

谢宇:“认识到中国文化、历史、乃至认知体系的独特性是一回事,而这些独特性能否作为理由来反对现代社会科学以逻辑推理和实证为基础的学科规范则是另一回事”(谢文,pp.7.)翟学伟:“(a)在符合科哲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建立的社会学方面的地方性知识体系[......](b)地方性知识,包括视角、理论、概念、方法论及具体研究方法等,首先应对当地民众社会生活现象有解释力甚至预测能力[......](c)不能仅满足于地方知识的建立,更不能也不会将自己独立于社会学学科之外,而是希望把自己在地方性知识中发现或抽象出的研究成果提供给国际社会学或融入主流社会学......”(翟文,pp.55-56.)周晓虹:“从本土特质迈向国际视野才是这场具有系统性和普遍性的学术运动的最后归宿”(周文,pp.30.)

谢宇对本土化命题的反对,主要基于那些对中国独特社会现实的研究成果与“以逻辑推理和实证为基础的”社会学范式之间的落差。换句话说,谢不是要反对本土议题(在议题本土化的讨论中,谢的态度仅仅是“不要因为本土议题而被束缚”),而是强调规范性和研究质量优先于独特性。对于这点,翟学伟文章对本土化研究基本涵义的第三点内容与之殊途同归。周晓虹与二者的区别在于他更愿意将本土化研究视作世界体系语境下的历经数代传承的学术运动,不过也强调这场运动的最终目的是迈向国际视野。

问题在于:(a)什么是谢宇所谓的社会学范式?本土研究与谢宇预期的落差仅仅是因为对本土化的理解存在误区吗?(b)翟学伟所说的地方性知识怎样才能提供给所谓国际社会学或融入主流社会学?(c)周晓虹所谓的多元化普遍主义代表着什么?目前浩荡曲折的本土化运动为什么没能达到这点?三位教授在各自文章中对这些最核心问题的处理非常粗糙,有的甚至仅仅一笔带过。他们未能厘清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不管到底有没有一种能被称为“本土化研究”的能指,这个本土是相对于一个普遍的他者而言的,还是某些特定的对象?当我们在谈“西方社会学”时,我们究竟在谈谢宇说的以某种规范性要求为共识的范式还是诸如皮埃尔·布迪厄、安东尼·吉登斯之类的社会理论家?有意思的现象在于——如果本土研究试图和布迪厄或吉登斯对话,这种对话必须建立在“以某种规范性要求作为共识的范式”基础上,因为这些西方理论家本人就是这样做的。只需要简单考察布迪厄或吉登斯的思想渊源,我们就会发现为什么本土研究还没能“迈向国际”: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实践感》用两章篇幅强调实践理论必须要摆脱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他在这两章的对话者包括瑞士语言学家费迪南·德·索绪尔、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美国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在《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社会分析中的行动、结构与矛盾》第一章强调了结构化理论旨在与结构主义与主体理论对话。他的对话者包括在布迪厄那里出现过的结构主义大师索绪尔和列维-施特劳斯、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德国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法籍保加利亚裔哲学家茱莉亚·克丽斯蒂娃。其他同时代的顶级社会学家中:德国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完全建立在对奥斯汀(英国分析哲学家)和塞尔(美国分析哲学家)的分析哲学的批判的基础上;德国人卢曼的《社会系统》基本思想来自贝塔朗菲(美籍奥地利裔生物学家)的系统论;波兰人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最精彩的论述是对列维纳斯(立陶宛哲学家)现象学思想的社会学构造。

我试图通过疯狂报菜名指出的是,这些一流社会理论家没有做什么“法国社会学本土化”“英国社会学本土化”“德国社会学本土化”在于:

(a)跨学科交流的重要性高于跨国别交流:诸如结构主义和语用学的范式在任何人文社会领域中都可以找到应用空间。而本土学者缺乏社会学学科外的基本学术训练,这和中国社会学史的曲折发展有直接关联。例如直到今天,在翟学伟教授等人的本土研究中依然有严重的功能论痕迹,这些痕迹源于二战期间的学术交流迟滞与建国后的学科发展断裂。一方面,这一期间恰恰是法国各类结构主义和英美分析哲学迅速发展的时期,而社会理论家广泛接纳了这些思想;另一方面,为了与潘光旦、费孝通等人展开对话以达传承的目的,当代本土研究在相关论述中必然涉及到对前辈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探讨,而由于这些新范式的缺位,导致现有本土理论在对话性和规范性上远远落后于某个作为“整体的他者”的西方社会学,这种整体他者实际上是跨学科集团,而不是跨国别集团,量化研究也是如此。(b)本土化思想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自我认同的内耗:事实上这种“整体的他者”是松散的,美国社会学从未拒绝接纳布迪厄或是卢曼这些非英语世界的学者,正如他们从未拒绝接纳周雪光或者赵鼎新。但为什么中国社会学如此纠结于所谓本土理论与整体他者的关系?周晓虹在他那篇文章中的思路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本土化这种学术运动必须要在世界体系的视角去看。我这里用赵鼎新近年有关“儒法国家”的著作举例,不同于诸如“文化反哺”或“对偶生成论”这些本土化术语,赵鼎新教授的例子是非常特殊的:赵鼎新教授的著作之所以受到历史社会学共同体核心圈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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