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问题在于，通过何种制度建设，建立何种激励机制，政府才能以较高的概率为产业发展提供相对有效的服务。简言之，政府的角色，有必要从领航员转变为服务生。对这一问题的学术探索，在国际学界才刚刚上路。在经济学家中，斯蒂格利茨和罗德里克是这一方向的领军人物，而如何将激励理论的众多睿识引入产业政策研究领域，尤其是拓展产业政策的政治经济学，依然是方兴未艾的新事业。全文共计字。
产业政策是否有用，如何有用，是否应该废除？这在中国经济学界引起激烈的争论。这场由林毅夫和张维迎开启的争论，其实已经延续有年，在年9月、10月和11月达到三次高潮，影响广泛而深远。笔者称其为新世纪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即新自由主义与新发展主义的对决。
实际上，产业政策必要与否以及如何施为，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尽管在理论上多受主流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诟病，但在现实世界，产业政策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无论是发展中国家，不论这些地方的发展模式是不是以政府主导型发展为主要特征，也不论产业政策的实施在世界各地究竟对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影响，抑或根本没有什么影响。
新自由主义，或者说市场自由主义，一直是支撑主流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新发展主义则是发展政治学和发展社会学研究领域的重中之重，理论建构和经验研究色彩斑斓，其核心是为发展型政府（thdvlopmntalstat）或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stat-lddvlopmntmodl）提供学理依据。然而，新发展主义的发展本身也历经波折，正处在理论转型的十字路口。转型前的新发展主义理论以特殊类型政商关系为考察重点，以解释发展型政府产业政策的成功施为；转型后的新发展主义则以制度多样性为考察重点，以分析发展型政府在能力建设和知识积累上对产业升级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转型前的新发展主义，又称传统发展型国家理论，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理论建构以“国家自主性”的概念为核心，即考察政治领袖和经济技术官僚组成的发展型政府是否能超越利益集团的短期利益追求，高瞻远瞩地制定出正确的发展战略，扮演好经济领航员的角色。从国家自主性的视角来解释东亚经济奇迹的政治经济根源，同姚洋以“中性政府”作为中国经济奇迹的解释，在学理上是一脉相承的。
这一理论建构将发展型政府描绘为数百个诸葛亮的集合体，具有全知全能的特征。后来，新发展主义学者进行了自我修正，进一步探究是否存在制度化的管道，可以让政府将其发展战略与政策渗透并落实到社会和企业之中，以及政府官员是否能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方式实施产业政策。这种特殊的政商关系，被伯克利加州大学社会学家彼得·埃文斯（PtrE.Evans）概括为“嵌入型自主性”。埃文斯曾以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依附理论”而享誉学界，后来其论著中的马克思主义色彩淡化，新国家主义色彩强化。他的《嵌入型自主性：国家与产业转型》一书，以韩国、印度和巴西为案例，以政商关系为核心分析了产业政策在推动产业发展和升级中成功的经验和教训，成为新发展主义或发展型政府第一波理论发展的顶峰。可惜，这部年就已出版的经典性论著，早已排入了翻译计划，但不知何故，其中译本至今还没有出版。
可是，无论是基于纯粹的“国家自主性”，还是颇具辩证法味道的“嵌入型自主性”，发展型政府理论并不具有解释力，只具有描述性，而且还包含了很多事后诸葛亮式的描述，即简单地用经济发展的结果来论证政府产业政策的英明，而忽略了对两者之间因果关系的追究。这其中的关键问题是：发展型政府以及产业政策的普遍存在本身是需要解释的，何种类型的政府能把产业政策干好也是需要分析的，政府究竟采取何种政策工具才能实现产业政策的有效实施更是需要探索的。
针对这一情况，一些主张政府积极干预主义的学者进行了新的尝试，试图为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也为产业政策和新发展主义，奠定全新的理论基础。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以往不大中科UM-D北京治疗白癜风费用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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