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故事
《经济评论》每一期都会邀请几位作者撰写他们的写作历程，主要介绍作者做研究时灵感的来源、写作的思路及其想表达的思想内涵，告诉大家一个idea是怎样变成一篇文章的，希望大家可以相互借鉴，也希望对各位的研究有所启发！
《政府质量、文化资本与地区经济发展——基于数量和质量双重视角的考察》的论文故事
姜琪（山东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8%以上的增长率保持快速增长，在“数量”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但随着世界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经济增长速度持续放缓。与此同时，劳动力生产率、资本边际生产率不断下降，要素成本、环境成本不断上升，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产业结构不合理等诸多问题出现，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不高，并没有在“量”变的基础上完成“质”变，甚至以牺牲质量为代价来换取数量的高增长，这严重制约着中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一方面用政治和行政权力来推动经济改革，另一方面提高治理成本来维持社会稳定。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不断扩大的增量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深层次的发展矛盾，但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仅仅依靠经济增量来缓解矛盾已经无法完全化解风险，这是当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
基于对中国经济增长发展过程和现阶段面临问题的思考，我潜意识中一直有一种感觉：中国现阶段问题的出现，不只是正式制度出了问题，非正式制度的问题可能更为严重，由此萌生了创作本文的想法。虽然研究领域集中于微观和中观层面的产业组织，但我一直经济增长，并对新制度学派的理论情有独钟，阅读了大量制度经济学、文化经济学方面的文献，所以写起来倒也得心应手，前前后后历时一年半，初稿写成。
一、市场是开在宗教之上的文明之花，自由之上高悬着达摩克利斯之剑
中国改革开放后引入市场经济，从此开启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序幕。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逐步市场化，三十年后，这些领域问题严重不能完全归咎于市场，因为市场是不讲道德，不讲公平，只讲效率的。但是，市场的正常运行却离不开道德，离不开公平，这是个问题。为何被西方奉为至宝的市场经济拿到了中国，就会出现这么多问题？原因可能不是市场本身，而是市场运行的环境有问题。西方的市场被认为是“开在宗教之上的文明之花”，可见，宗教等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对市场经济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更有“达摩克利斯之剑”——严格执行的法律护航，所以其市场经济才能运行流畅，成本较低。中国在经历“文化大革命”后，人们丧失了对权威和信仰的认同，精神状态处于迷茫时期，文化资本等非正式制度的约束作用逐渐减弱。恰恰此时，中国实行市场经济改革，尽管在改革初期给中国带来高速的“报复性增长”，但却引发腐败蔓延（腐败其实是权力的市场化）、收入分配不公、发展机会不平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严重制约着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增长质量的提高。追求效率且没有约束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很多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是无约束下市场经济运行的部分成本，想要解决很难，且时间很长。市场经济必须在非正式制度的约束下才能低成本有效率的运行。中国经济增长成本巨大，质量较低，成为阻碍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无形障碍。值得庆幸的是，文化资本等非正式制度恰恰能提供一种自律机制，促进社会合作，有助于减少规范主体服从规则的社会总成本,从而低成本地解决市场经济的固有矛盾。所以，我将文化资本作为一个核心变量来对待，以考察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二、秩序是重要生产要素，而制度是秩序的基础
在了资本、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后，经济学开始制度的作用，并意识到由制度带来的秩序可能是一种重要资源，尤其是在出现社会问题之后，这是一种宝贵的生产要素。
在中国经济转轨期，以政府质量为核心的正式制度对中国经济增长数量的拉动作用是显著的，所以，正式制度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张五常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因是正式制度改革带来的财政分权框架下的地方政府竞争，尤其是“县域竞争”能极大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是政府主导下的投资拉动型增长，故我们将政府质量看成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正式制度。政府质量是个多维度的概念，目前鲜有文献对“政府质量”进行明确的定义，主要集中于“政府效率、社会信任、廉政程度、公平公正、民主稳定、幸福感”等领域对政府质量的内涵与政策效果进行界定。考虑已有研究对政府质量度量的指标，结合中国政府行为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主题，“政府质量”主要从政府效率、市场程度、公平公正、腐败程度四个方面来衡量。其中，政府效率和市场程度代表着政府能力，而公平公正和腐败程度代表着政府态度，政府能力和政府态度共同决定了政府在推行执政理念和贯彻具体政策时是否能“想做而又有能力做”。
三、转山转水转佛塔，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在发展经济学意义上，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应该体现在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为了验证政府质量和文化资本因素对地区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影响，我尝试将两个因素纳入经济增长分析框架中，从更深层次发掘中国经济增长潜在的动力和阻力。在选定指标和搜集数据的过程中，我遇到了很多问题，比如界定政府质量和文化资本的指标选取上，就存在很大争议，已有文献对二者的衡量都是针对自己研究的问题和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的指标，都有片面性和不足；文化资本方面的数据匮乏，也是个问题，导致几个好的变量无奈舍弃。不管怎样，尽管遇到诸多“山水”，但兴趣使然，驱动着我一个个“转过”，虽然过程曲折，但几易其稿，终与“你”相见——完稿之时，恰好首届增长与发展博士论坛征文，内容与论坛主旨不谋而合，岂不是一个“缘”字作祟？在会议上，本文得到了武汉大学叶初升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杜巨澜教授、南京大学谢建国教授、华南农业大学何勤英教授、上海财经大学李楠副教授、中山大学张莉副教授的中肯点评，会下与李楠老师的交流让我受益匪浅，杜巨澜教授的鼓励也让我坚信这个研究是很有意义的。会上见到了熟悉却素未谋面的陈老师、彭老师和杨老师，甚是欢喜。
四、不忘初心，可得始终
经济增长必须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幸福指数为目的，这是初衷，也是落脚点，经济发展应追求经济增长质量，而非一味追求数量。“不忘初心，可得始终”这是我的学生送给我鼓励的话，用在这里恰如其分——只有经济发展成果全民共享，全民才有发展经济的动力，整体经济才会有创新，才会有活力，这应该也必须是一个国家发展经济的“初心”，做到这一点必定有“始终”。所以，未来的改革必须协调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政府质量各变量之间的均衡问题，提高公平公正，降低腐败程度，使二者促进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同时提升；二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协调的问题，在进一步改革正式制度的同时，必须辅以非正式制度作为保障，将正式制度改革与非正式制度完善视为相互促进的制度条件，通过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来化解潜在矛盾，实现包容性增长
《政府质量、文化资本与地区经济发展——基于数量和质量双重视角的考察》载于《经济评论》年第2期，阅读本文论文简报此处，阅读论文原文下方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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