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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元理论第五章社会交易成本

来源:经济发展理论 时间:2021/12/12
5.4.从社会权力到经济权利在经济学中,经济权力和权利是必须界定清楚的。权力(power)和权利(right)具有不同的外延和内涵,前者有个人特有或条件便利而带来的能力,而后者更体现了法律赋予的受益权。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也必然涉及到权力的问题,只是新古典经济学家把这个要素忽略了,直到OliverHart在不完全合同理论中又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Hart所说的权力是控制权(control),而合同权利是权益(right)。通常所说的经济权力主要是政府的行政权力,方便权力及合同不完全所派生出来的权力,等等。法律规定公众的产权,则是合法权利(legitimateright)。但是由自然和社会禀赋作为交换的比较优势也可以派生出博弈的有利地位,形成无形权力,并会影响博弈的结果。5.4.1.合同的权利和权力合同规定权利义务,同时也约束双方的控制权力。合同法是博弈产生的游戏规则,它是合同双方博弈的结果。由于法律对于权力的约束有交易成本,因而不是万能的。首先,由于存在合同双方在制订合同时所需要的知识和信息的局限,合同本身就是不完善的。其次,法律的执行需要双方及第三方成本。第三,法律不能适用未来的变化,甚至会约束应该做的事情而无法执行。法律不健全反而说明权力在一定条件的必要性。新古典经济理论假定不存在着交易成本,假定法律可以不用花费成本,假定法律是万能的,这样很多现实的问题就无法解释。因此,经济学和政治学都要研究在法律非万能的情况下,交换和博弈结果如何受到剩余未受约束的权力的影响。理解社会和经济组织的最有影响的交易成本理论始于科斯。科斯在()中提出,企业的边界取决于企业内部和外部交易成本的大小。当企业外部交易成本较大时,企业将扩大边界;在内部交易成本,如计划、高度、监督的成本较高时,企业就会缩小边界。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就是一定制度框架下的可以减少交易成本的契约组合。哈特(OliverHart)研究的是不完全合同的理论。其贡献在于构建了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基本模型,并与其合作者共同应用于产业组织、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和公司金融理论等领域。威廉姆森(Williamson)和哈特认为鉴于存在不完全的契约,除了事先的契约设计以外,更重要的是契约签订后的执行和监督。威廉姆森认为由于不完全契约导致的效率损失可以通过市场、企业和官僚组织等“治理结构“(governancestructure)来解决。而选择不同治理结构的原则是使交易成本最小化。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不同契约对应不同类型的交易,具有不同的交易成本。为此,不同类型的交易就对应于不同治理结构,从而使交易成本最小。“为了最小化交易成本,对于不完全性越高的契约,治理结构应该具有更多的行政命令,更弱的激励机制和更多的官僚特征。”(刘文革、周方召、肖园园:不完全契约与国际贸易:一个评述。年第11期,第页)由于社会权力在社会实践(其基本内容是社会交换和社会博弈)中被互相抵消,因此,它并不形成社会力。社会权力的互相制约形成有效的社会制度,会增加社会力。换句话说,合同制订者的成本最小原则,是衡量经济权力确定方式的原则。无论是合同双方的成本,还是第三方成本,归根结底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有时双方自己解决可能是效益最高成本最低的,只要允许存在双方交易的市场。如一方要求修改合同,只要承担对于对方的一定补偿即可。所以很多合同都事先规定了这样的条款。规则制订和法律仲裁都在博弈中起到重要作用。在经济交换和博弈中,法律仲裁属于第三方。公平公正的仲裁可以为交换双方实现最优结果提供条件。但是仲裁方可能会偏向于一方,而成为一方的代理人。如果打开经济市场和社会市场及政治市场的边界,每个人的机会成本可能要大于其经济市场的机会成本,因此,个体对于外部性的态度就会有很大不同。建立了社会交易理论,就更容易理解企业的出现。经济学家从研究市场,转而研究企业。特别是在年科斯从交易成本出发,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企业理论实际上是从新的社会交易理论(不是交易成本理论)和传统经济理论扩展的交汇处。因为社会交易理论承认内部市场,而传统经济学则不承认。但是社会交易理论认为只有建立在交换和博弈的范式基础之上,才能够说明内部市场,因为内部市场有内生交易成本,即博弈成本的存在。企业是企业家,资本家和技术专家通过合同结合的产物。在时间零时,他们能够结合,是因为有起码的了解和信任。他们可以是过去的熟人、同事;也可以是经人介绍过来的,这样介绍人的信誉也是必要的。他们能够走到一起是因为大家个人的能力不足以完成一个事业,同时,相信他们之间的结合可以结出果实。事前他们对于每个人的信任是基于他们相信彼此不是骗子,但是对于他们的能力和事后的行为并不能够保证,因此需要有合同来体现。企业家参与管理并保证企业的成功,资本家投资,解决资金问题,技术专家保证技术能够有竞争力。5.4.2.文化和企业社会习惯、文化都是人和人的关系的产物,是人的社会实践的产物,也是社会制度体系的组成部分。文化和文明都有对于人本身约束的力量。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具有灵活有效的特点,和法律等其他制度体系的内容具有互补的功能。制度决定产权和激励;文化决定企业家精神;技术决定产出和利润。但是文化和技术是受到制度的影响,而技术和创新又是与基础自然科学发展中带来的科学发现所分不开的。具有同质文化、理念、价值观、法律体系,但是具有不同利益及不同的自然和社会禀赋,并具有不同知识水平、信息水平的人,容易在一起生活。这些人的群体形成了一个域(domain),我们称为文化域(culturedomain)。具有共同领土或国家疆界的人的群体可能并不具备文化的共性,但是他们必须生活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另一类的域,我们称为(geographicaldomain)。具有共同利益,但是可能不具备共同文化,甚至可能不具有共同国别的群体形成一个域,我们称为利益域(interestdomain)。领域场中有不同的社会力:个体主观能动力,约束力和摩擦力。久而久之,人们逐渐生活在不同域的部分和全部域的交集(overlappingdomain)之中。人们在生活中处于小的社会圈子(networkingsphere)就存在于这个交集之中。社会场的理论认为人的主观能动力不仅以利益为基础,更重要的是受到认知和信息变化的影响。而认知和信息的变化是不停顿的。同时,社会场的理论还强调了制度力的作用。制度力分为内部和外部两部分:内部的制度力是由博弈的结果形成的,外部的制度力则是由外部领域中社会场的市场决定的博弈规则。这样,制度被看作是内生的和外生的两个要素即博弈的规则和博弈的结果决定的。此外,社会场的理论认为摩擦力是由交易成本和制度不完整以及存在着控制力等因素造成的。显然,主流经济学市场和市场主体的理解过于简单了。经济学家早已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从老制度主义到新制度主义经济学,都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值得一提的是,阿西莫格鲁等将发达的原因分为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他们认为直接原因是资本、劳动和技术,而根本原因是全要素增长率中隐含的制度要素。为什么一些国家与另一些国家相比积累了更多的实物资本,进行了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开发和采用了更好的技术?由此,他们意识到,这三个方面的差别即不同的投入水平,只是经济发达程度差异的直接原因,因为它们没有对这些投入水平为什么高或为什么低而做出解释。那么什么是根本原因呢?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我们要揭示的是全要素增长率这个黑匣子。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认为这个黑匣子是制度、技术和知识三个要素的互相作用。这里的知识应该包括基础理论的知识和文化知识,因此也可以说全要素增长率是制度、技术、基础理论知识和文化之间的互动决定的。这一章中我们指出了社会交换和博弈中内生和外生交易成本如何影响交换和博弈的过程。(第五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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