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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代经济学的语境下，本文从一种广义的制度分析新视角，首次重新解读了马克思（以及恩格斯）著作中的制度经济论述。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梳理、观点辨析、理论提炼与重构工作发现，马克思的经济学是经济思想史上第一个重要的制度经济学分析体系。这一分析体系既包含有关社会经济制度问题的基本概念与原理的“一般性分析”，也包括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历史特性的“专门性分析”。两个分析层次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反映了从“一般”到“特殊”的创新性理论演绎思路。对马克思的制度经济学分析体系的重新发掘与提炼表明，马克思的制度经济思想不仅在制度经济思想史上占具至关重要的地位，而且对于丰富和推进当代制度经济理论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学术启示与借鉴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
作者：张凤林，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辽宁沈阳）。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年第2期。
目录
一、需要从新的视角考察马克思的制度经济思想
二、关于制度本质及其功能的一般性分析
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专门性分析
四、马克思制度经济思想的学术意义与历史地位
01需要从新的视角考察马克思的制度经济思想
近些年来，随着制度经济学理论热潮的兴起，关于马克思的制度经济思想研究的文献也陆续涌现。然而，不同学者由于立场、观点与分析视角的不同，对马克思经济思想遗产的认识与提炼却不尽相同。基本的学术立场倾向大致有三种类型：其一可以称之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基本特点是严格按照马克思的原始文献论述与分析语境来概括、提炼其制度经济思想，并着力强调马克思的制度经济思想与西方主流的、主要基于新古典方法的新制度主义理论的根本性区别，以及前者对于后者的优超性。其二是较为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它虽然依然坚持马克思经济学主导地位的理念，但同时利用当代流行的一些分析技术与方法来重新解读马克思的若干理论原理，由此所形成的理论解说更具有开放性和灵活性。其三是“学派中立性”的立场，它基本淡化不同学说体系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试图通过纯学理上的比较分析来挖掘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中所包含的可能与当代各种新理论发展相通或者具有逻辑关联性的元素，进而尝试在当代制度分析的语境下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某种“学术沟通”。
不仅如此，上述每一种学术立场内部的不同学者之间也有着程度不同的差别。比如，在较为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就存在着诸如分析马克思主义、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不同的研究方法与思潮。而在纯学理式的比较分析中，由于学术背景的不同也往往导致不同人所展开的学术沟通仍然受限于特定学派的边界：一些人主要基于当代非主流经济学的立场，将马克思的制度经济思想与各种非新古典传统的制度学说、特别是老制度主义加以沟通；另一些人则主要是从当代主流的新制度主义立场，来考察和重新认识马克思的制度经济思想，在这种考察和比较分析中既有对马克思理论贡献的肯定，也有对其理论缺陷的解析。由此也导致了多样化的、既有某种重叠又有明显区别的分析视角。
以往的这些研究固然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但是由于学术立场的不同与分析视角的差异，也导致了对马克思制度经济思想研究的某种零散化甚至碎片化。比如，学术立场上的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往往导致人们刻意强调马克思经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对立性及其社会政治含义，以及包括马克思经济学在内的非主流经济学与当代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固有歧见，从而影响到对于马克思经济学本身进行系统性的纯学理式分析。而具体分析视角的差异，则使得无论是对于马克思经济学还是非马克思经济学制度经济思想的概括提炼与比较研究，即使是在纯学理层次上的展开也往往流于个别理论概念与原理的简单对比，难以形成共同语境下的学术沟通与鉴别，从而真正具有逻辑对应性或内在一致性的理论概括还较为缺乏。
有鉴于此，为了使马克思制度经济思想的当代研究进一步深入和系统化，本文拟采取一种更为严格的“学派中立性”立场，即不仅超越长期以来横亘在不同学派之间的政治意识形态差别，而且也尽力克服割裂不同经济思想学派的所谓主流与非主流分野的偏狭观念，真正在当代经济学界的一般语境下深入挖掘与系统阐释马克思的制度经济思想遗产。为此，就需要选择一种广义的制度经济学分析视角，在尽量涵盖不同学派基本前提假设与分析方法的“交集”的条件下来展开理论分析。而要做到这一点，最关键的是要确立一种广义的制度概念，使其能够最大限度地与以往不同学者关于制度含义的各种具体界定相“兼容”。笔者认为，将制度明确地定义为“人际关系矛盾治理的社会结构”，可以担当起这种理论功能，它将为制度经济分析提供一种广义的、更为兼容的视角，从而为不同学派体系中所包含的具有可比性的思想元素，提供具有内在逻辑统一性的理论分析框架。
首先，这种广义的分析视角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它切中了人际关系矛盾及其治理这个任何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核心问题。众所周知，人类在面临资源约束的条件下谋求生存和发展，需要彼此配合与协作，然而每个成员却通常又都是自我利益的追求者，由此便形成了人们既要在相互关系之中生存与发展、同时又要面临这种关系之中利益矛盾困扰——这一人类社会运行的基本难题。这一难题实际上是理解制度本质的基本的逻辑与历史前提，它决定了制度存在的客观必要性与可能性：一方面，为了解决人际关系中的矛盾，维系人们相互合作的稳定有序状态，降低资源无谓耗费的程度，必然会产生对于人际关系治理的社会需要，即确立与实施各种形式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这种客观上的社会治理要求又只能通过处于社会关系中的各个成员的主体行为来完成。所以，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完全可以说，制度乃是人类为解决人际关系矛盾、实现人际关系有效治理而形成的社会结构。
其次，这种广义的制度分析视角也具有明显的方法优势。第一，它显然具有较大的兼容性，可以围绕人际关系矛盾治理这一主线，将不同学者基于不同视角所考察的各种主要制度问题按照某种逻辑联系有层次地包含进来。老制度主义强调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分析的各种学说，自然可以与此兼容；而新制度主义讲究精细化、程式化、微观化的各种制度理论，在基本的逻辑层面也与这一广义的制度概念具有一致性。例如，产权理论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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