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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发展理念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来源:经济发展理论 时间:2017/8/12

本文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报》第8卷,经济科学出版社,年6月。

作者:周绍东(-),男,南京财经大学教授,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研究员。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解勇(-),男,南京财经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摘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人类历史分为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和人的全面发展三个阶段。经过长期建设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所处的第二个历史发展阶段已呈现出向第三个阶段过渡的某些先兆性特征,而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又为这种历史阶段转变提供了重要的生产力机遇。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大发展理念,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道路上再一次树立起“历史路标”,旨在开启由“物的依赖性”向“自由个性”转变的历史征程。五大发展理念是从中国发展实践中提炼出来的规律性认识,其本身就是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同时,也将进一步引领对中国当代重大经济现实问题的理论研究。社会分工作为生产方式的主要存在形式和表现形式,可以作为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引领重大经济现实问题研究的切入点和出发点。

关键词:五大发展理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科技革命社会分工

围绕经济发展,通常有三个思维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工程或技术层面的思维,第二个层次是逻辑或设计层面的思维,第三个层次是哲学或理念层面的思维。推动经济发展,三种思维缺一不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实现“十三五”时期以及今后更长一段时间的发展目标,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五大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新理念,属于哲学或理念思维层次,具有前瞻性、整体性、统领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系统分析五大发展理念的基本内涵和根本要求,并以此引领重大经济现实问题研究。

一、“五大发展理念”提出的时代背景

(一)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

西方发展理论很早就对经济发展的阶段进行了划分,并提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应采用差异化的发展理念和措施。历史学派先驱李斯特将人类社会发展划分为:狩猎状态、游牧状态、农耕状态、农工状态和农工商状态等五个阶段。罗斯托将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划分为传统社会阶段、准备起飞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大众消费阶段和超越大众消费阶段,其中的起飞阶段和走向成熟阶段又被理解为工业化阶段,其内部又可以被分为工业化早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等三个子阶段,大众消费和超越大众消费阶段又可以被理解为后工业化阶段。

然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经济发展阶段往往被视为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的同义词,因此,政治经济学视野的发展阶段就被习惯性地理解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实际上,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年草稿)》中,马克思就将人类发展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1]

以私有制和家庭的出现为界线,第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可以被分为两个历史时期,原始社会人的依赖性体现在个体对氏族和部落的依赖性,当私有制、家庭出现后,这种依赖性转而成为家庭成员之间的依赖性。第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特点是个人和家庭以原子状形态存在,自给自足地从事生产生活,社会分工和专业化水平极低,商品交易的发展处在萌芽状态。第二个历史阶段则恰恰相反,商品经济迅猛发展起来,把所有个体都卷入了商品货币关系的网络中,任何人都无法脱离这张网络而独立生存,每个人通过分工和专业化实现自身的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在商品经济网络面前又是严重依赖于其他商品生产者的。到了第三个历史阶段,伴随着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人的全面发展已经打破了原有的分工和专业化限制,个体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已不需要再依赖于商品货币关系,此时,人向自身的类本质复归,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个性。

在第三个历史发展阶段,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条件达到了这样的程度:“这里已经不再是工人把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作为中间环节放在自己和对象之间,而是工人把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中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2]这就是表明,在第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工人将不仅仅是运用生产工具来作用于生产对象,而是对整体生产过程进行控制。将自然过程改变为工业过程,实质上就是指实现工业过程的系统化、自动化和智能化,工人将不再被局限在某一个特定生产工序和劳动部门,由于个人能力得到极大提高,工人能够在不同工作岗位和部门之间自由流动,强加在工人身上的分工枷锁开始松动。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二)新科技革命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转变

建国以来,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我国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快速发展,我国生产力的巨大飞跃正在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重要契机,新科技革命中涌现的人工智能、3D制造、工业机器人、互联网+等先进技术手段,已经开始将“站在生产过程旁边”由理论上的可能性变为现实中的可行性,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第二个历史发展阶段已呈现出向“自由个性”的第三个阶段过渡的某些先兆特征。

我们以人工智能的在生产领域的发展为例进行分析。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它企图了解智能的实质,并生产出一种新的能以人类智能相似的方式做出反应的智能机器,该领域的研究包括机器人、语言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专家系统等。在生产过程中,人工智能的应用主要表现在工业机器人、信息物理系统(CPS)、智能制造体系(IMS)物联网和务联网等方面。人工智能在工业生产中的普遍应用,将为人类从直接生产过程中摆脱出来提供技术上的可行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直接生产过程中的机械性、重复性、危险性工序环节完全可由工业机器人操作。工业机器人是自动执行工作的机器装置,是靠自身动力和控制能力来实现各种功能的一种机器。它可以接受人类指挥,也可以按照预先编排的程序运行,现代的工业机器人还可以根据人工智能技术制定的原则纲领行动。所有的工作的完成都具有高效性、持久性、速度和准确性。工业机器人的参与,使得工人从第一线的直接操作活动中摆脱出来,不需要直接接触劳动对象就可以完成生产活动。

第二,生产过程中的信息交换可由智能系统掌握。在人工智能控制的生产过程中,通过信息物理系统(CPS)、物联网和务联网,能够实现不同工序之间、不同生产环节之间、价值链上下游之间的信息自动交换,极大地降低生产者在信息通讯上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CPS是一个综合计算、网络和物理环境的多维复杂系统,通过3C(Computer、Communication、Control)技术的有机融合与深度协作,实现大型工程系统的实时感知、动态控制和信息服务。CPS实现计算、通信与物理系统的一体化设计。信息物理系统通过人机交互接口实现和物理进程的交互,使用网络化空间以远程的、可靠的、实时的、安全的、协作的方式操控一个物理实体。物联网利用局部网络或互联网等通信技术把传感器、控制器、机器、人员和物等通过新的方式联在一起,形成人与物、物与物相联,实现信息化、远程管理控制和智能化的网络。物联网是互联网的延伸,它包括互联网及互联网上所有的资源,兼容互联网所有的应用,但物联网中所有的元素(所有的设备、资源及通信等)都是个性化和私有化的。务联网依托互联网实现的现实世界与数字世界相互融合的网络化应用服务形态。它以服务的形式支持网络环境下的各种生产性商务服务、生活消费服务、社会服务、信息服务、软件服务等,实现软件化服务系统的互联和社会化服务系统的互联。

第三,生产过程中的部分决策活动也可以由人工智能辅助处理,智能制造体系(IMS)的发展甚至已经部分地替代了生产中的脑力劳动。IMS是一种由智能机器和人类专家共同组成的人机一体化智能系统,它在制造过程中能进行智能活动,诸如分析、推理、判断、构思和决策等。通过人与智能机器的合作共事,去扩大、延伸和部分地取代人类在制造过程中的脑力劳动。IMS有效地把制造自动化的概念更新,扩展到柔性化、智能化和高度集成化。

第四,生产与需求的对接可以更多地通过信息网络来进行,这将极大地减少产品设计、生产调节、市场营销的工作量。随着自动化从刚性自动化到柔性自动化再到智能自动化,制造模式也由单件生产模式向大批量生产模式再到多品种小批量生产模式最后到变品种变批量模式的转变。企业的生产动力来自于消费需求。在互联网环境下,消费者对企业的运作管理的参与度正逐步提高,生产制造活动也由内部封闭的运营模式向开放型的智能生产变化。

第五,在智能化的生产体系下,管理和服务需求的增加将创造大量新的就业机会。人工智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消灭工作机会和就业岗位,而是劳动者的工作方式发生巨大转变,全新的就业岗位对工人提供了更高的知识要求,劳动的智力强度提高,工作时间反而下降。全新的协作方式使得工作可以脱离工厂,通过虚拟的、移动的方式开展,员工将拥有高度的管理自主权,可以更加积极地投入和调节自己的工作。同时,员工角色由体力型、技能型向知识型、管理型转变,极大改变了劳动力市场需求,据麦肯锡咨询的估计,智能化生产替代传统生产将带来原有的1个劳动力需求变为2.4个新劳动力需求。在智能生产制造系统中,将形成大数据分析、模型建构、在线咨询、远程监控在内的众多服务需求与就业机会。

在人类历史的第三个发展阶段,人类从直接生产过程中解放出来,得以获得充分的闲暇时间并全面发展各种能力,而新科技革命为此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契机。从“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来看,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将初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这个过渡的完成,同时也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启,这就是经济发展的第二个历史阶段向第三个历史阶段转变的历史时期,而从“十三五”到21世纪中叶的三十年,是为这一历史转变进行积极准备的关键时期。正是在以上时代背景下,党中央提出了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明确了我国发展的根本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勇于实践、善于创新,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不仅在治国理政的思路上形成了适应时代发展、直面现实问题的全新理念,而且在事关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坚持立足国内和全球视野相统筹、坚持全面规划和突出重点相协调、坚持战略性和操作性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从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来看,发展理念对现实的指导作用愈发凸显。创新发展催生了中国最大的科技孵化器——深圳,协调发展指导京津冀的分工与合作,绿色发展引领山西等资源依赖型地区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转型升级,开放发展为“一带一路”、亚投行、上海自贸区的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共享发展彰显了新苏南模式的“共富”目标指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中涌现出的大量活生生的现实案例,既是发展理念的鲜活体现,同时也是发展理念的落地生根。因此,迫切需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对五大发展理念进行认识和把握,并加强对重大经济现实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将五大发展理念落实到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方方面面。

二、从历史路标视角理解发展理念

理念是对事物本质性认识的升华、提炼和概括,先进的、科学的、充满张力的发展理念往往具有活力和生命力,对发展实践具有指导和推动作用,而落后的、僵化的、封闭的发展理念往往具有保守性和教条性,对发展实践起到阻滞作用。在理论上对发展理念的本质进行准确认识,进而厘清建国以来发展理念一脉相承的内在特征,就成为理解和阐释“五大发展理念”的前置性工作。

(一)经济发展思想的历史路标:发展理念

在《-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按照我的写作计划,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著作者都不包括在历史的评论在内。这种历史的评论不过是要指出,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家们以怎样的形式自我批判,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规律最先以怎样的历史路标的形式被揭示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1]探索经济学发展的“自我批判”和“历史路标”,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历史的评论”即经济思想史学的基本内容和主要形式,也是马克思实现经济科学革命的两个重要方面。“自我批判”和“历史路标”可以被分别界定为叙述的经济思想史和研究的经济思想史,两者的差别在于:“自我批判”的经济思想史,是运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对经济学体系进行叙述,这也是我们惯常进行的经济学分析方法。而另一方面,以“历史路标”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思想史是“研究的经济学”所要求的,无论是在方法上还是在经济学问题的研究上,所依据的是探索经济思想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是对经济学范畴、重要理论和规律以及经济学派研究为主题的(顾海良,:8)。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的研究,是理解“叙述的经济思想史”和“研究的经济思想史”两者差异性的经典案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采用从抽象到具体的分析方法,探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业资本的循环和周转问题,产业资本在资本周转过程中依次采取了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种形式,但是,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逐渐从生产过程中独立出来,分别成为借贷资本和商业资本。这种分析体现了严谨的经济分析,在各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也是这样叙述的。但是,在真正的历史进程中,借贷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出现却是远远早于产业资本的,也就是说,尽管在叙述的经济思想史中,三者出现的顺序是“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借贷资本”,但是,在研究的经济思想史中,研究三者经济思想出现的顺序却是“商业资本——借贷资本——产业资本”,研究商业和借贷行为的经济思想早在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就已经出现了,而对产业资本的研究却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后才出现的。因此,我们研究资本,就有必要按照“商业资本思想史——借贷资本思想史——产业资本思想史”的顺序来展开。

研究的经济思想史,在本质上,是依据经济学历史发展本身的脉络展开的,是随着经济思想历史的发展而接续延伸的(顾海良,:8)。在其特征上,一是以对经济思想历史中范畴、理论和规律及各经济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为主题的。二是注重对经济思想历史的连续性和间断性的研究,特别是以经济学形式和流派形成和发展及其比较的研究为主题的,注重对经济学演进具有“历史路标”意义的经济范畴、经济理论、经济规律和经济学派的研究。三是研究的经济思想史也是叙述的经济思想史的前提,四是研究的经济思想史是独立形态的经济思想史。

因此,要找到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不仅仅要重视由抽象到一般的分析方法和叙述的经济思想史,更为重要的是,必须从研究的经济思想史出发,从经济思想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中找出“历史路标”。发展理念是发展思路的集中体现,是发展行动的理论先导,是发展方向的内在轨迹,因此,经济发展思想的历史路标,正是发展理念。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二)建国以来我国发展理念的演进脉络

历史路标揭示的是历史、现实与未来连接的内在逻辑(顾海良,:2)。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商品货币关系仍然广泛存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还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因此,从总体上来说,我国还处在以物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第二个经济发展阶段。但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根本性质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方向是朝着第三个历史阶段迈进,这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根本特征是劳动者“自由个性”得到满足、强制性分工转变为自觉分工。历史路标的重要意义恰恰在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历史路标始终指明了经济发展的根本方向,特别是在历史转折时期和重大历史事件发生之际,把握历史路标就能够坚定发展方向,理解历史路标就能够保持制度本色,遵从历史路标就能够获得发展先机。建国以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了多种发展理念,这些发展理念都具备历史路标的意义,始终确保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1、创新发展理念的演进脉络

创新被认为是在近年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才被广泛提及的概念,实际上,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就已经提出了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的要求。毛泽东在写作《论十大关系》的前期调研中就指出:“技术改革是很大的改革,带革命性的”[1]。毛泽东甚至对我国技术创新模式都有所分析,年,在审阅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毛泽东特别加上了这样一段话:“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2]关于制度创新,毛泽东指出:“解决生产关系问题,要解决生产的诸种关系问题,也就是各种制度问题”。[3]还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基础上,他还进一步提出了理论创新的命题:“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4]

从本质上来看,创新发展理念要解决的是发展动力问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将改革看作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以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继承并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改革动力论,突出强调了创新(特别是自主创新)的关键作用,这就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动力源泉。五大发展理念将创新放在发展理念的第一位置,既是对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复归,也吸纳了邓小平的改革动力论,同时还强调了新时期领导集体的创新动力论,彰显了发展理念作为历史路标的指向性和继承性。

[1]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3]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4]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协调发展理念的演进脉络

协调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国民经济建设中较早提出的发展理念,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就如何协调产业结构、区域关系、经济与国防建设、集体与个人关系等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阐述。在当时以重工业为龙头带动工业化的时代背景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就已经深入系统地研究了协调发展问题,并提出了大量直到现在都具有重要意义的协调发展理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论述是:“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非均衡发展战略实现了短时间内经济快速发展,部分区域、部分行业、部分个体、部分领域发展地比较快、比较好,但同时也带来了经济发展不协调的问题。为此,党的几代领导集体都围绕着协调发展进行了很多理念性思考。制定和实施国家层面的区域发展战略、扶持农业等基础性行业发展、积极推动人的城市化进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等等,都是协调发展理念在实践中的体现。

[1]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3、绿色发展理念的演进脉络

绿色发展理念本身经历了一个发展演进的过程。年毛泽东在与秘鲁议员团会谈时指出:“如果对自然界没有认识,或者认识不清楚,就会碰钉子,自然界就会处罚我们,会抵抗。”[1]邓小平特别指出人口多、耕地少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2]。从目前公开发表的党的文献来看,胡耀邦较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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